冯象序《先知书》|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

发布时间:2020-08-01 聚合阅读:
原标题:冯象序《先知书》|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先知书》,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672页,180.00港元这几年,常有读者来...

原标题:冯象序《先知书》|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

《先知书》,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672页,180.00港元

这几年,常有读者来信询问《先知书》何时出版。《先知书》的译注,二零一二年春就开始了,但暑假完成《以赛亚书》初稿后,搁了一阵子,转向了理论研究。其间还有别的兴趣和任务,如人工智能与人机伦理——物联网智能社会带来的挑战,颇像希伯来先知所翘盼的“终了之日” (赛2:2,耶23:20,何3:5,弥4:1),既是对人的咎责的总追究,也是人人成圣,一场“催来”世界大同的“最后的斗争” (参《我是阿尔法》,177页以下)

《我是阿尔法》,冯象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272页,100.00港元

众先知聆受而传世的启示,多数为诗体;义理深奥,富于哲思,风格极“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 (《政法笔记》,230页)。可是《约拿书》除外,圣者施教故事性不强,其“灵中所见”异象纷呈,讽喻连着诅咒、牵着哀歌。若想弄明白预言的历史背景同寓意象征,往往须查阅对照《摩西五经》《历史书》等经书的相关内容。故而《先知书》的文字,若无注释,对于普通读者或初学者,确实不太好懂。我零九年回国服务,讲课论说古以色列的先知传统及其对西方宗教、文艺和思想史的巨大影响,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以赛亚书》译出初稿,是探索性质,即拿《先知书》里篇幅最长、思想最崇高的一部做试点,开展课堂讨论。接着,基于教学反馈,又写了一组解经文章,并研读《以赛亚书》的札记,供学生参考,效果不错。遂添上三五篇评论跟故事,收在《以赛亚之歌》 (北京三联,2017年)。同年,与之配合,还出了一本《圣诗撷英》 (北京三联,2017年),是圣诗的选本,取希伯来《圣经》四十一篇,《新约》十二篇,各具导读和尾注。其中《历史书》与《先知书》部分是新译。这样,对众先知的宗教思想、语汇特征及文本的历史脉络有了探索得来的真切体会,才继续《先知书》的译注。经两年奋斗,心无旁骛,至去年十二月终于竣工。

《以赛亚之歌》,冯象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4月出版,355页,48.00元

《圣诗撷英》,冯象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7月出版,313页,48.00元

《先知书》按希伯来传统,共计十五篇 (详见本书导读)。作者之间,思想观念、用语和修辞均有明显的差异;加之诸多文本片断属于后人托名的续作或补缀,所载神谕来自不同历史时期,情况就更复杂了。例如《以赛亚书》中篇和下篇的各个片断,据考证,要比以赛亚本人(活跃于公元前八世纪下半叶)晚了一到两个世纪。故此卷译成,便没有像前三卷(《摩西五经》《智慧书》《新约》)那样冠以译序,而是作了一篇导读,依十五位大小先知的经书顺序,逐一解说。不过限于页数,无法面面俱到地介绍,深入分析教义学说;那得写一厚本专著才行。我的办法,是借鉴《圣诗撷英》的导读,就若干有代表性的章节串讲,拈出问题,略作申论。各篇的角度与侧重点不一,恰好相互发明,也许对读者阅读和理解经文较有裨益。

《摩西五经》,冯象译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7月出版,431页,69.00元

《智慧书》,冯象译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2月出版,512页,72.00元

《新约》,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599页,168.00港元

译经于我,原本只是学术兴趣,教书育人,则可归于韦伯所谓“志业”(Beruf)。但在今天的高度官僚化管理、急功近利、形式主义泛滥的大学,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这是因为传道授业解惑之属,照我们“国际一流”的评价标准,是不算科研成果,不记“工分”的(套用一个从前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术语)。即便可以记作成果,工分值也不高,得不着那只唯有一帮经济学家跟“市场教”信徒才“看不见的手”的青睐。因而少有人愿意去做,或者有爱好也做不起,没法子养家糊口。结果在这“满血复活”的雇佣制下,基础性研究,长期的投入,凡需要坐冷板凳、宁静以致远的一切,都已“被荆棘包围”“爬满蒺藜” (赛34:13,结2:6)——译经反倒成了上年纪的人的一种豁免,特许不受记工分之累;如一些老教师说的,幸亏早生了三十年,还能安心做点学问!

于是,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 (摩7:15),竟去到了两千五百年前的先知身畔,走在“灵中破碎”的卑微者中间,沐浴着圣者的荣耀:看哪 (赛57:15, 60:8)——

这些飞云一般,像白鸽

旋绕鸽棚的,是谁?……

直至全书脱稿之日,正逢春节,一早起来,满屏溢出学子贺年的微信。

然而“新冠”肆虐,各地疫情一级响应,航路阻绝,一时不能返校授课了。改完导读,首先想到,要谢谢三年来选修“法律与宗教”“法律与伦理”的同学们,尤其是先后担任助教的五位:海敏、信宁、凯业、吴琦和玉璇。他们热情高效、脚踏实地的工作,一如他们不囿于法律而丰富多彩的事业追求,是教书育人最大的回报。

同往常一样,内子通读了书稿,画杠杠打钩钩提修改意见,又做了一回圣书的“守望者”——这一次,是为了众先知而“警醒着,守望他们的兴建与种植” (耶31:28)

这本书献给我的导师班生(Larry Benson)先生。先生是二零一五年二月辞世的,享年八十六岁。当时收集了一些资料,包括我的副导师皮尔索(Derek Pearsall)等十来位教授和同学的回忆文字,准备作一篇纪念文章。可是想起先生的音容笑貌,又转了念头。在哈佛从先生受教六年,考订抄本,辩驳成说,“从《贝奥武甫》到乔叟”(先生一部论文集的副标题),从亚瑟王传奇到北欧萨迦,从普罗旺斯歌谣到中古拉丁语戏剧,学海泛舟悉凭先生指引——我得多做些成绩出来,才不负他的殷殷期望。

先生是南方人,亚利桑那州的儿子,海军陆战队的老兵,一颗幽默、洒脱又不失虔敬的灵魂:星期天常上教堂做义工,帮助拉美难民。我大考过后,学习希伯来先知的智慧,也是得了他的推荐和赞赏的。于是决定,还是埋头苦干,待把圣书五卷全部译出,再写先生的故事。

二零二零年春节过后于铁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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