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4)

发布时间:2021-04-09 聚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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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第六章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

第六章

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是“调整、巩固、丰富、提高”的方针和政治“左”倾错误的发展

面对严重困难,全党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了《十年总结》,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大的未知的必然王国,要在十年内调查研究。11月,中央就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问题发出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尽最大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倾错误。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丰富、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过去三年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新的调整轨道。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要求大力发展调查研究。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带头到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并没有完全解决两大问题,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成员之间的平均主义。1961年3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广州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6月,一些农村供应系统和公共食堂被取消。9月,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给相当于原初级社会的生产队。

八字方针实施之初,产业调整不够。9月,中央就当前工业问题发出指示,强调要迅速决策,坚决下台,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指标降低到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同时,中央发布了《国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七十个行业》)。这项规定实施后,国有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得到恢复和建立,产业调整明显改善。

随着经济工作的调整,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中央政府先后批发试行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十四条意见》)、《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暂行规定》(简称《高等教育六十条意见》)、《关于当前文艺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十条文艺》,后改为《八条文艺》)。这些规定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科学和文学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62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广州文艺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申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后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了这一科学判断,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工作会议(7000人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草案,系统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认为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缺乏建设经验,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党内许多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 这违背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和党的群众路线,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党不能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这些观点使党能够勇敢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中的错误。

毛泽东在1月30日的会议上作了讲话,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借鉴三年来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阐述了认识客观世界规律的重要性,承认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些认识对进一步总结几年的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邓小平、周恩来代表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进行了自我批评,论述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途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会议实事求是的态度、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鼓舞了全党,使广大党员心情舒畅,对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调整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幅度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简员工,减少城镇人口;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停止和拖延大量基本建设项目建设;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支持农业战线,加强对农村基层的领导。由于这些果断的措施,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和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调整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果。到1962年底,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市场上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缓解。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提高。政治关系的调整重点是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调整与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关系,消除大跃进以来的负面影响,加快对反右运动中受到批评雅超网和惩罚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和改造。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许多地方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积极探索适合农业集体化后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管理模式。

经过7000人代表大会前后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渐好转。但是,党的“左”的政治思想错误没有得到根本纠正,还在发展。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世界各种势力分化重组,局势动荡。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和中美斗争的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这就使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包围中国,这也影响了党对国内形势的估计。

苏共二十二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议日益激烈。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报刊的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公开信,抨击中国党和其他政党,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中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从而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和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顶住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但是,主要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判断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也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认识。

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针对赫鲁晓夫对苏联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了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必须年年月月地讲。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就会进一步扩大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重新发展。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他接受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了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政治上扩大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逐步发展;另一方面,经济调整和复苏的任务基本上可以按原计划继续进行。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的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在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问题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许多干部受到了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被视为阶级斗争或党内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一事实的不当影响。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左派做法,但强调这一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在思想领域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斗争。“左”的错误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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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辑:朱道长

审核:徐娇娥